原告在电话中向调解员阐述了诉状的基本内容——2021年6月30日，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劳务合同一份；2021年7月8日，原告与被告就劳务合同又签订了某村山林绿化支付协议。按照协议约定，从2021年8月始，由原告带5名工人为被告所辖的山林进行绿化，由被告向原告支付工资。但约定期满后，被告未履行向原告支付工资的义务，原告多次到村委会，并以微信、电话等形式进行催要，但被告一直没有支付原告和工友们的工资。

经调解员电话联系，被告派来两位工作人员参加调解。一位是村委会委托的诉讼代理人，另一位是该村山林绿化工地的管理人员。被告称不是不愿意支付原告工资，而是原告所派的工人出工不出力，没有按照要求完成绿化工作，而且不听从管理人员指挥，没有按期完成绿化任务。由于合同中没有规定量化指标，无法具体考核他们的工作，村委对他们的工作不满意，对支付工资没有形成统一意见。

找到问题症结后，调解员进一步与被告负责人沟通，从政策法规讲起，农民工为国家建设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，必须保证他们的辛劳获得及时足额的报酬，工作有所欠缺可以协调补救，但是拒绝支付报酬的方式不可取。近年来，一道道欠薪“高压线”拉起，已经扎紧不敢欠、不能欠的制度笼子，织牢农民工工资“保障网”。希望他们酌情尽快给付原告工资。经过多次电话调解，被告负责人表示，已安排村委会会计给付原告相应工资。